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端着咖喱走钢索:马上要改国名的印度到底能抢多少中国蛋糕?

Tonald Drump 澳洲财经见闻 2023-10-29


共2294字|预计阅读时长4分钟

这两天,印度总理在G20峰会上干了一件大事——这位被誉为“屌丝成功逆袭”的杰出政治家,并没有在名卡上继续使用“印度”一名,而是公然放上了“巴拉特”(Bharat)


这一波操作,也把酝酿已久的印度更名事件推上了高潮。


 

因为“印度”这个名字,是许多印度人心里的病根。想要在迅速变化的亚太格局中拔得头筹,就必须拔掉这个病根。


这种心结,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的《幽暗国度》一书中体现的淋漓尽致:


“你可不能抱怨这家旅馆不干净。没有一个印度人会同意你的看法。低格清洁工人每天准时上班,而在印度,只要准时上班就不会有人找你麻烦。身为清洁工人,你可不一定要拿起扫帚,认认真真把地板打扫干净。那只是附带的职责。你的真正职责是‘担任’清洁工人,当一个下贱的人,每天做一些下贱的动作。譬如说,打扫地板上时你必须弯着腰,驼着背。”


奈保尔在作品中对印度的嫌弃之情可谓跃然纸上。


从国家的角度出发,奈保尔这种通过揭露国家和民族伤痛的方式来迎合西方,基本已经符合“印奸”,如果扭送当地公安机关,八成难逃活煮咖喱锅的命运。

但是,从个人的角度来看,奈保尔的这种心理却恰好是印度大众的一个缩写——长达数百年被侵略、奴役、统治的岁月,已经成为了每个印度人内心最深的伤痕。


而现在,这一切正在发生巨大变化——印度人口已经超过中国,青壮年人口比例也远超各大经济体,在地缘和经济方面,又获得了重返亚太地区的美国支持。


 

再往近了说,印度与澳大利亚在今年1月签署了澳印经济合作与贸易协定(ECTA),并且成为了由美国主导的“去中国化”浪潮中的最大受益者。


那么,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野心勃勃想超越邻国中国的印度,到底能不能憋出一个大招?这次更名事件背后,印度又打算怎么打好手上这一把牌呢?


首先,对于更名事件本身而言,其实原理很简单:改头换面,重新开始。


“印度”这个名字,是从印度河“shindu”演变而来,当年波斯人和希腊人抵达此地后,为了方便发音,所幸干脆就把这片土地叫做Hindu。再到了十六世纪,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方列强分别统治此地,最终正式确定为“India”。


在这段漫长而惨痛的历史中,印度变得四分五裂,衍生出了数百个民族和上千种语言,让统治变得非常困难。


相比之下,中国的“书同文、车同轨”,以及占到总人口比例92%的汉族人口,都是中国在统一和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奠基石。


 

所以,今天印度的更名,实际上是把印度人团结起来,用“巴拉特”(意为“寻找光明和知识的人”)这个名字,把印度错综复杂的宗教信仰凝聚化,为下一步棋做铺垫。


下一步棋是什么?


下一步棋显然是在“去中国化”的浪潮中最大化谋取自己的利益。


和早年的中国相比,印度在纸面上有许多相似的地方,比如极低的人工价格(青壮年人口比例高)、政府在政策面的支持,以及国际舞台上外资的信心充足。


特别是后疫情时代以来,以苹果公司(Apple)为首的大量美资企业开始迅速撤离中国市场,其中还包括芯片制造商英特尔(Intel)、微软(Microsoft)、电脑制造商戴尔(Dell)以及运动服装品牌耐克(Nike)。


那么撤出中国以后,这些企业到底能不能在印度发展起来?更重要的是,这些财富,印度到底能不能背得动,才是核心。


拆开来看,印度主要面临三个问题:制造成本、国际阵营站队,以及国内利益分歧。


 

在制造成本方面,虽然印度的人工成本远远低于中国,瑞银数据也显示,印度的人均工资水平仅为中国的30%左右,但是生产成本却只略微低于中国。


这个致命的短板,就在于印度匮乏的基建和物流。


笔者在《稀里糊涂成为中国替代者,澳洲大选带给印度的尴尬才刚开始》一文中曾指出:问题的根源就出在印度的经济发展模式上,印度为了追赶中国,从一个农业大国(第一产业)跳过制造业(第二产业),而直接成为了服务业(第三产业)大国。


这种断层化的经济发展道路,不但导致印度基建设施极其落后,也导致了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。更麻烦的是,虽然青壮年人口比例极高,但是这部分群体中大多数受教育程度极低,以农业生产为主,难以在黄金年龄段里转换为现代化劳动力。


其次,印度在国际舞台上的贸易地位非常尴尬。


在亚太地区的两大主要自贸协定中,印度都没能搏得一席之地——中国发起的“一带一路”,还有美国牵头的“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”(CPTPP)里,都没有印度的份儿。


 

除此之外,还有一个严重影响印度和西方利益集团的操作,就是印度大量从俄罗斯购买军火和被北约围剿的俄罗斯乌拉尔原油。


另外,印度大量的企业严重缺乏国际贸易思维和意识。


在此前的报道中,德勤(Deloitte)对印度的跨国贸易企业进行了大规模采样调查,结果显示只有不到5%的印度企业在有效利用此类协议。


最后,就是印度在国际和外交政策上的表态,并没有得到国民的支持。


从去年3月和澳洲签署的《全面经济合作协定》就可见一斑——这份涉及农贸产品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一共历时11年,而过程中最大的阻力就是印度高达8亿的农业人口。


自己人都不够饭吃,还要进口澳洲农产品?这种逻辑,恐怕很难行得通。


但是,想要抓住这次机会,印度没有选择,必须全力以赴。


这就把我们带回到文章一开始的问题:印度为什么要更名?


 

表面上,多少有点迷信的意思。


但实际上,这是莫迪最大化统一人心的一记妙招——上百个民族和上千种语言,必须以一个共同的名义,去奋斗一个共同的目标。


但是,仅仅通过更名,到底能不能实现这一目的呢?


换个角度来看,满打满算只占到印度总人口7成的佛教徒,是否能成为莫迪希望的中坚力量?


又或者说,那剩下的3成印度人,是否会欣然接受“巴拉特”,才是莫迪这步棋的最大挑战。


这不,这两天西方阵营的马前卒加拿大和印度就已经掐上了——被印度政府列为“恐怖分子”的锡克教领袖在加拿大被刺杀,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和莫迪聊得脸红脖子粗,最后公开喊话:


“印度政府需要极其严肃地对待此事。”


所以,要在内忧外患中走出属于巴拉特的路,才是莫迪真正的挑战。

       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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